比如，法学界往往从《联邦党人文集》{51}里读到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中央地方分权，而实际上这本书作为合著，本身就比较芜杂而存有内在的不一致，而且该书当时一个主要的任务是论证从邦联到联邦转变的必要性，是论证美国政府集权正当性与必要性的。

发现真实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能否发现真实及发现真实程度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所支出的费用和花费的时间。例如，在朱杭诉长阔出租汽车公司和付建启赔偿纠纷案中，原告朱杭在癫痫病发作后是自己走下出租车还是进入睡眠状态后被出租车司机付建启拖下车弃于路旁是本案的争议事实。

家事法院共有200名法官和150名助理法官，但却有1500名调查官。该种突袭指未使当事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充分认识、预测法院有关发现真实之心证形成活动，致使当事人就发现真实（确定某事实之存否），未尽充分攻击防御或陈述必要意见之能事。[33]  因此，如果主要由法官负担调查收集证据的责任，即使把现有的法官数量再增加10倍，也不堪此重任。蔡彦敏：《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重新解读》，《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事实上，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证据制度都是以发现真实为其重要目标的，很难想象一种对案件事实真实情况漠不关心的民事诉讼制度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16] （二）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 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既是一种证明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13][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88-89页。诚如考夫曼所言，法律哲学的题目是‘正当法、‘正义。

另一方面追问、批判、反思各部门法的本质及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推动各部门法的本源性理解和良性互动，确保各部门法的发展符合社会实践规律。[5]转引自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与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14]拉兹的原话是：我们通常把行动理由看成是一个人在某些条件可获得之时而实施一个行动的理由。正统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法理基础正凸现出根本的狭隘性、局限性，主客二分或人物二分的法哲学逻辑越来越多发地受到有识之士尤其是环境法学学者的质疑，[4]需要新的法律哲学，这为部门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契机。

自然，在共享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正当性—它真实而切合实际地描述了常态情形，作为社会生活事实或社会结构的法律是人类的经验智慧的结晶，法律秩序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混乱或无政府状态的替代—的同时，自然也逃脱不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哈贝马斯的著名命题在规范和事实之间所指称的事实性—经验层面的社会的事实性而非规范层面的理性要求。

部门法哲学发展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就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消解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的部门法哲学基础，破解之道就是下文所阐述的代之以一种全新的体验和解释世界的法律哲学：实践哲学的世界观，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等后现代思维进路，以彻底把握、掌控、驯化现代法律，为人类的法律生活找回栖居的意义和秩序。[8]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正当性与正义是两种不同的评价方式人的存在不再是法律的目的，法律不是为人而存在的，更多可能是治人的工具，无法赋予人们认同与服从的理由。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压制型法、自主型法与回应型法。

那就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概念法学的合法性，不具有任何超验的或者道德的维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昂格尔的习惯法、官僚法与法律秩序理论。参见前注[7]，周濂书，第173页。显然，这样的主张也是部门法哲学所必须采纳的分析模式。

[7]转引自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0页。通常，这种正当性论证是一种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思索与追问，因此可以把这种标准视为意义标准、价值深度标准，它指向的不是法律制度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它们与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在精神、文化上的自省、自觉的联系，它所关涉的是各民族国家良好法律秩序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

一个行动者在某些情形下实施一个行动能被看成一个事实，并且也许可以认为，理由是诸事实之间的关系。最后，传统的世界观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低估、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能力的高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然破坏性的开发利用或改造，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以及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可以大致推断出，Legitimacy涉及到对权力或统治的正当与否的评价，而Legality则是指在正当统治或法律的框架内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开展部门法哲学研究，是中国法学真正走向成熟、深刻的必要步骤，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方向。[10]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之理性的全部兴趣（不但是思辨兴趣，而且也包括实践兴趣）统一为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转引自张汝伦：《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这一点无论是诉诸于其兴起的理论根源，还是其研究的基本主题，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成。相对于理论哲学，它强调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之知，而是一种实践之能，哲学也不是一种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由此哲学的基本使命和功能就是关注现实，回归生活实践，突出其实践本位、问题意识而非既有的体系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否则，法律的正当性就不可避免地缺失，法律的价值世界也将呈现出崩溃的危险：法律异化。

[4]参见徐亚文：《实践法理学与环境法学的新视角》，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而没有这一维度，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结论就应运而生，纳粹德国时期颁布的种族灭绝法和斯大林时期的暴戾法律会因它所具有的形式合理性而被冠上合法性的外衣，自然也难以产生出守法的义务，即使以强力为后盾。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天地万物也在越来越迫切地追问着人与它们的区别与融会的根本可能性，并不可避免构成了现代法律的深刻困境。托依布纳的形式（目的）理性法、实质理性法与反身型法（反思理性法）。

最后，进行细致周密地甄别平衡，形成一个基本共识，[14]以决定进一步的部门法重构行动。这显然是借用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著名术语来说的，用在此处指的是部门法哲学应当以反思为本，并综合各现实条件和因素进行均衡性考虑，以期为部门法的正当性提供可以信赖的证成。

人类不得不反思、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语境论的真理观使真理成为一个与科学研究过程相关的程度性概念，而不再是一个与科学研究结果相关的绝对性概念。在他看来，法哲学与哲学的其它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而在于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和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哈贝马斯的著名命题在规范和事实之间所指称的事实性—经验层面的社会的事实性而非规范层面的理性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别于既往的以法学的基本范畴为立足点的纯思辨意义上的法哲学比如权利的法哲学、义务的法哲学、正当程序的法哲学等等，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则是以具体的部门法范畴比如罪刑法定、意思自治、某个具体法律条款的适用等为立足点，对部门法进行特定时空下法律性质和功效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反省和自觉。此时，合法律性才能创造出正当性。

部门法哲学也应不例外。[3]苏力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了这样的解析：科学技术是一种工具理性，是达成某一目的所应用的手段。

据学者考证，合法（律）性与正当性问题的分野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大概出现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暴政的区分的论断，即因执行而产生的暴政意味着不法（illegali-ty），因无权力而产生的暴政意味着非法（illegitimacy）。[12]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6]此处首次出现了Legitimacy与Legality的并置和比较。三、当代中国部门法哲学的基本立场与分析路径 基于这种驯化法律、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使命，部门法哲学研究必然呈现出如下的基本立场或自我吁求和自我期待：套用康德的话就是，1．我们的理性能认识部门法什么？2．我们的理性应该为部门法做什么？3.我们的理性可以希望部门法什么？[10]相应地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分析路径也会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实践哲学的理念指向。总之，先学会善意的、不带偏见的听（了解具体语境）、看（调查、辨识），然后是说，或批判或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既不厚古薄今（根据制度创立者的处境和体验去重构历史和想象未来），也不厚今薄古（根据言说者当下的处境和体验去重构历史和想象未来），既不崇洋媚外，也不抱残守缺地进行学术自觉的法哲学思考。然而，人类社会活动并不只是对自然律的服从，人类总是试图超越并且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自身的限度，追求或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的。

第三，反思平衡的多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统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法理基础正凸现出根本的狭隘性、局限性，主客二分或人物二分的法哲学逻辑越来越多发地受到有识之士尤其是环境法学学者的质疑，[4]需要新的法律哲学，这为部门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契机。

实践哲学是上个世纪开始首先在西方复兴的哲学思潮，它主要以人类行为或人际交往领域为研究对象。他主张应当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力求语境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

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亦即是对正当( right)或善( good)及其关系的探讨。